今年第十四屆、五年一度的文獻展 (documenta 14) 名為「Learning From Athens 」(從雅典中學習),話題之一,是史無前例地選址於「雙城」— 除主辦國德國卡塞爾(Kassel),還加上希臘雅典 。
藝術總監Adam Szymczyk 於2013年遞交「雙城」構思,將歐債危機中的「債主」(德國)和一個「債仔」(希臘)平起平坐,讓人重新衡量及欣賞希臘的哲學藝術文化。2015年尾大批難民從中東湧入希臘,危機更趨激化;隨著美國新總統上任、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右翼民粹主義席捲全球,整個歐美世界像失去掌舵力量,藝術能扮演怎樣的角色,去調解西歐或全球的問題?(還沒提到棘手的恐襲!)
不過,我認為「擺希臘上枱」,都祗是「煙幕」或「綽頭」罷了,表達反殖民、反納粹,質疑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為跨性別人仕發聲,維護土著文化、倡議循環經濟等等,才是終極議題。
Hiwa K 《When we were exhaling》 (2017) 反映伊拉克難民暫居於水管棲身。 |
希臘展於四月舉行,基於時間關係,在雙城中不可兼得,祗在七月中到了卡塞爾數天,為自己寫下走馬看花的筆記,與大家分享一下。
主場館介紹希臘文化
目標遠大堂皇,說來容易,但如何實踐「從雅典中學習」? 策展團隊套用了「即食」方案,將雅典『國家當代藝術博物館』 (EMST) 的藏品移師文獻展的主場館 — Fridericianum 展出,換言之,三個樓層展示的作品,絕大部分是以希臘藝術家為主的舊藏品。甫進場首件迎接觀眾是Nikos Alexiou 富拜占庭色彩的數碼幻燈,確立宗教擔當思想啓蒙的角色,廣泛滲透當代歷史、宗教、哲學、神話、夢想等,影響深遠。
Nikos Alexiou《The End》 (2007) 靈感取自拜占庭修道院的馬賽克,數碼幻燈緩緩浮動,有營造氣氛的效果。 |
Vlassis Caniaris《 Hopscotch》 (1974) 反映希臘社會移工苦況。 Emily Jacir《Memorial to 418 Palestinian Villages Which Were Destroyed, Depopulated, and Occupied by Isreal in 1948》 (2001) 帳蓬上的刺鏽是被鑯滅的巴勒斯坦村落。 |
主場館裡有不少與邊界、偷渡、難民等相關題材之作,如曾被希臘軍政府強迫流亡的Vlassis Caniaris (1928-2011)於七十年代重回柏林後,構思了一系列移民工人的「無頭」雕塑裝置,簡陋的皮箱,象徵飄泊而來居無定所;與之相距不遠,是著名巴勒斯坦女藝術家Emily Jacir (2007年第52屆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 的經典帳篷紀念碑,象徵對「以巴衝突」血淚史的無聲控訴,旁邊還有韓國藝術家金守子(Kim Sooja) 的布包行囊 (Bottari),至為搶眼 —策展人特意串連相關議題,讓觀眾思索當前無法平息的戰亂及難民苦況。相信未能提供解決方案,至少也有反省作用。
資料庫形式談政治
欣賞文獻展,閒情及求知慾,好像缺一不可,腦袋更需不停轉動,檢索記憶模糊的歐洲歷史。不少作品陳述大量資料檔案,如圖一,以36張小型黑白照敍述希臘軍政府 (1967-1974)倒台前,雅典理工學院暴動事件(Athens Polytechnic uprising 1973年11月17日),採用了新聞照片的陳述模式。
圖一: Eirene Efstathiou《Anniversary》 (2010)
圖二作品《What is Democracy》藝術家記錄受訪者對此「什麼是民主?」這問題的回應,小房間內數台電腦,播放長近兩小時的訪問紀錄片,涵蓋台北、華沙、紐約等全球15個城市,不少民意認為民主社會已被有錢人統治 ; 另一件作品, 圖三的圓桌裝置,儼如小型歷史資料庫,介紹美蘇冷戰、美國總統杜魯門主義(The Truman Doctrine) 、希臘軍政府、共產游擊隊等史蹟,更以「Performer」表演者作包裝,淡化沈重的說教意味;此類資料庫形式的作品,若然走馬看花,沒有時間咀嚼,恐怕更覺沒趣。
圖二: Oliver Ressler《What is Democracy》 (200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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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Stefanos Tsivopoulos《 Precarious Archive》 (2015)
Neue Galerie: 反省納粹德國
在另一展館 Neue Galerie (New Gallery),則以回憶納粹德國歷史為主調,且回顧了數位藝術界重要人物。Maria Eichhorn新作《Rose Valland Institute》計劃,道出納粹德國時期猶太人財富身家均被逼送到拍賣行,以繳付特別稅項,歷史學家Rose Valland (1898-1980) 曾追蹤期間遺失的藝術品及書籍,現場所見,Maria作品集裝置與文獻檔案於一身,讓觀眾慢慢浸淫於回顧中;另一傳奇人物是著名畫商 Hildebrand Gurlitt (1895-1956),納粹德國期間,畫商以超低價購入名畫,讓千多件Modern Art 經典作品(如畢加索、馬蒂斯等)逃過被納粹黨褫奪的命運。
Maria Eichhorn (b.1962) 《 Unlawfully acquired books from Jewish ownership》 (2017),以大型書架展示搜集得來的文學作品。 |
納粹時期 Erna Rosenstein (1913-2004) 舉家逃難卻祗有她一人倖存,1979年所畫的父母肖像反映暴政留下深刻烙印。 |
波蘭藝術家Andrzej Wroblewski (1927-1957) 描述被納粹德國佔領時,生命經常危在旦夕。作品《 Surrealist Execution {Execution VIII}》 (1949) 令人看得入神。 |
提倡 Modern Art 的重要人物,還要數 Documenta 創辦人Arnold Bode (1900-1977)。他於1955年創辦第一屆文獻展,目的是重新將現代主義介紹予德國人,源於是納粹德國時代,希特拉將抽象派、立體主義等現代主義手法視為惡魔,在1937年名為『Degenerate Art』的腐化藝術展,集合了Picasso、Max Ernst、Matisse等大師之作,荒誕之處是指它們令人思想腐化。今屆特別提到文獻展創辦人的小故事及作品,因藝術總監Adam 認為兩個時代皆有變革的逼切性。
著名德國藝術家 Gerhard Richter (b.1932) 畫筆下的Arnold Bode (1964) |
今屆卡塞爾文獻展策展人之一的Paul B. Previado在開幕時已作預告:should not be in search of something new —若然今屆文獻展被批乏味,原因是舊作手法曾相識?還是大家期望過高?唯覺今屆文獻展利用希臘作議題,上了媒體的政治版,讓更多人談論,相信一半目標已達。至於35個展場、逾160位藝術家參與的卡塞爾展,問可有喜愛作品?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不過小妹更想探索作品之間的呼應,下回再談。
參考:
documenta 14, Kassel — 10/6 - 17/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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