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ng Safe is Scary ~安全令人恐懼
未到達德國卡塞爾 (Kassel)之前,已聽聞「禁書神廟」及「白煙屋頂」是今屆文獻展視覺上最「搶眼」的作品。親身處於 Friedrichsplatz 廣場,確感兩者之互相呼應。建於公元前447至38年的雅典神廟,象徵民主與自由 — 藝術家Marta Minujin 「翻抄」自己1983年的於阿根廷的舊作,今次搭建由十萬本禁書砌成的雅典神廟— The Parthenon of Books (1983/2017) ,政治議題當前,即使翻抄稍欠創意,亦情有可原;羅馬尼亞藝術家Daniel Knorr 則在 Zwehrenturm 屋頂煙囪製造裊裊白煙,模擬梵帝崗宣布選出新教宗的緊張氣氛,更令人聯想起1933年5月10日納粹德國焚燒近十萬猶太著作的事件。
Friedrichzplatz 廣場 |
未到達德國卡塞爾 (Kassel)之前,已聽聞「禁書神廟」及「白煙屋頂」是今屆文獻展視覺上最「搶眼」的作品。親身處於 Friedrichsplatz 廣場,確感兩者之互相呼應。建於公元前447至38年的雅典神廟,象徵民主與自由 — 藝術家Marta Minujin 「翻抄」自己1983年的於阿根廷的舊作,今次搭建由十萬本禁書砌成的雅典神廟— The Parthenon of Books (1983/2017) ,政治議題當前,即使翻抄稍欠創意,亦情有可原;羅馬尼亞藝術家Daniel Knorr 則在 Zwehrenturm 屋頂煙囪製造裊裊白煙,模擬梵帝崗宣布選出新教宗的緊張氣氛,更令人聯想起1933年5月10日納粹德國焚燒近十萬猶太著作的事件。
Marta Minujin, The Parthenon of Books (1983/2017) |
Daniel Knorr, Expiration Movement (2017) |
Banu Cennetoglu, BEINGSAFEISSCARY (2017) |
變性人Lorenza以身體說政治
Neue Galerie 眾多歷史回憶作品中,最出眾的人物可數由男兒身、變性為女畫家的Lorenza Bottner (1959-1994)。以身驅作為藝術工具的 Lorenza,與Kassel 有淵源,她畢業於Kassel School of Art ,後靠街頭表演繪畫賺取生計,35歲時因愛滋病逝世,一生短暫名不見經傳,卻是變性及殘疾人仕奮鬥的縮影。
印度導演 Amar Kanwar 影像作品 《Such a Morning》 (2017),片長85分鐘。 |
Lorenza 繪畫時口腳並用,題材大膽寫實,例如無臂育嬰的自畫像、名為《Untitled》(1985) 的大頭自畫像,畫上的腳印清晰可見。與之並列是名為《A War Machine》( 2017) 的攝影及小雕塑,該藝術家 Sergio Zevallos (b.1962) 特別為一群現世的知名政客、富豪施行「縮頭」巫術,一排排小頭顱與大頭像成強烈對比。
此廳還有一間隱蔽的放咉室,正在上演片長85分鐘的故事電影《Such A Morning》( 2017) (如此早上),該片的印度導演Amar Kanwar 已是連續第四次被邀,主人翁視力日差,分不清日與夜,融合在大自然裡,日漸失明卻不覺遺憾。Lorenza 的身體表演、以及 Sergio在八十年代家鄉秘魯的反政府行為藝術及攝影,都企圖透過身體提出訴求,猜想是策展團隊將作品串連的原因。
Joseph Beuys 的植樹故事
然而,策展人的意願,並非那麼容易掌握,在Neue Galerie 內的 Beuys' Room 就感覺高深莫測。 話說Joseph Beuys (波依斯 1921-1986)不僅名揚德國,在卡塞爾更家傳戶曉,市民跟他很親切,像與他的作品《7000 棵橡樹》 一起成長。1982年在 documenta 7他發起於市內種植七千棵橡樹,是一件讓公眾參與的社會行動,據說反應熱烈,最後種植了二萬棵。今天跟當地年輕人聊起,他們均津津樂道:「我的爺爺當年也有份一起種樹。」
《7000棵橡樹》(1982-1987)五年內完成,首棵與最後一棵位於Friedrichsplatz廣場。Joseph Beuys 於1986年去世,最後一棵由其兒子種植,每棵樹側放一岩石座標,作為樹苗生長的標記,如今已大樹成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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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e Galerie自1976年已設有Beuys' Room專門陳列他的作品,適逢文獻展便騰出了空間。所見作品之一是科索沃藝術家Sokol Beqiri 的《Adonis》(2017),放在Beuys' Room可說言之成理,該錄像顯示藝術家把卡塞爾的橡樹幼枝,移植至雅典理工大學,兩地的樹木在未來將會緊緊相連,延續了 Beuys 的植樹故事;第二件作品,名為《Real Nazis》(真正的納粹黨),卻使人摸不著頭腦,直到得「高人」指點,才曉得藝術家Joseph Beuys 混集在一格格的照片裡。這又一再說明,好些作品並不容易解讀,即使觀眾如何細心審視,也未必有共鳴。
Beuys' Room 現場多件相關作品。 |
Sokol Beqiri 《Adonis》(2017); 藝術家移植卡塞爾的橡樹枝接駁到雅典,片長6:45分鐘 |
Piotr Uklanski《Real Nazis》 (2017) — 由203幅穿軍人制服的頭像組成,可找到Joseph Beuys (底行右七)? |
眾多照片中,希特拉位於中央,還打了交差。 |
此左下圖的黑白照,是Joseph Beuys 年輕時從軍的照片。 |
黑肥皂「循環經濟」方案
本屆的策展團隊背著沈重的包袱,從反殖民、反納粹,爭取同性戀和變性人權益,到維護土著文化及大自然生態,無一遺漏,甚至欲透過藝術實踐提出變革方案,文獻展上回亦有提及。尼日利亞女藝術家Otobong Nkanga (b. 1974) 名為《Carved to flow》的「黑肥皂」可算其中之一計劃罷。肥皂原料除來自中東等七個地區的七種天然油脂,還備木炭(charcoal),故此呈深炭灰色,原料可分解及回歸大自然,不構成環境污染,負責實驗及製造的工作室位於雅典,透過生產及銷售,可將「循環經濟」 由理論層面帶到應用上,如意算盤是兼可扶持中東戰亂地區的經濟。
此項「黑肥皂」計劃,分別展示於Neue Galerie、Neue Neue Galerie 及 Glass Pavilions 三個場館,除串連各館主題,還可見策展團隊似乎特別推許「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 這概念。藝術作品,大多是「講多過做」,跳出空談框框的除了「黑肥皂」,還有南斯拉夫藝術家 Irena Haiduk 的Borosana shoes 鞋店(全場嚴禁攝影,因此圖片欠奉),舒適的矮跟露趾黑布鞋,特別適合長時間站立的女工,每雙鞋子定價浮動,視乎顧客收入屬於高中低哪一個階層,此種嶄新市場經濟,是異想天開、劫富濟貧、還是「得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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