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十四屆、五年一度的文獻展 (documenta 14) 名為「Learning From Athens 」（從雅典中學習)，話題之一，是史無前例地選址於「雙城」— 除主辦國德國卡塞爾（Kassel)，還加上希臘雅典 。
藝術總監Adam Szymczyk 於2013年遞交「雙城」構思，將歐債危機中的「債主」(德國）和一個「債仔」(希臘)平起平坐，讓人重新衡量及欣賞希臘的哲學藝術文化。2015年尾大批難民從中東湧入希臘，危機更趨激化；隨著美國新總統上任、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右翼民粹主義席捲全球，整個歐美世界像失去掌舵力量，藝術能扮演怎樣的角色，去調解西歐或全球的問題？（還沒提到棘手的恐襲！）
不過，我認為「擺希臘上枱」，都祗是「煙幕」或「綽頭」罷了，表達反殖民、反納粹，質疑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為跨性別人仕發聲，維護土著文化、倡議循環經濟等等，才是終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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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wa K 《When we were exhaling》 (2017) 反映伊拉克難民暫居於水管棲身。 |
希臘展於四月舉行，基於時間關係，在雙城中不可兼得，祗在七月中到了卡塞爾數天，為自己寫下走馬看花的筆記，與大家分享一下。
主場館介紹希臘文化
目標遠大堂皇，說來容易，但如何實踐「從雅典中學習」？ 策展團隊套用了「即食」方案，將雅典『國家當代藝術博物館』 (EMST) 的藏品移師文獻展的主場館 — Fridericianum 展出，換言之，三個樓層展示的作品，絕大部分是以希臘藝術家為主的舊藏品。甫進場首件迎接觀眾是Nikos Alexiou 富拜占庭色彩的數碼幻燈，確立宗教擔當思想啓蒙的角色，廣泛滲透當代歷史、宗教、哲學、神話、夢想等，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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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kos Alexiou《The End》 (2007) 靈感取自拜占庭修道院的馬賽克，數碼幻燈緩緩浮動，有營造氣氛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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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ssis Caniaris《 Hopscotch》 (1974) 反映希臘社會移工苦況。
Emily Jacir《Memorial to 418 Palestinian Villages Which Were Destroyed, Depopulated, and Occupied by Isreal in 1948》 (2001) 帳蓬上的刺鏽是被鑯滅的巴勒斯坦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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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場館裡有不少與邊界、偷渡、難民等相關題材之作，如曾被希臘軍政府強迫流亡的Vlassis Caniaris (1928-2011)於七十年代重回柏林後，構思了一系列移民工人的「無頭」雕塑裝置，簡陋的皮箱，象徵飄泊而來居無定所；與之相距不遠，是著名巴勒斯坦女藝術家Emily Jacir （2007年第52屆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 的經典帳篷紀念碑，象徵對「以巴衝突」血淚史的無聲控訴，旁邊還有韓國藝術家金守子（Kim Sooja) 的布包行囊 (Bottari)，至為搶眼 —策展人特意串連相關議題，讓觀眾思索當前無法平息的戰亂及難民苦況。相信未能提供解決方案，至少也有反省作用。
資料庫形式談政治
欣賞文獻展，閒情及求知慾，好像缺一不可，腦袋更需不停轉動，檢索記憶模糊的歐洲歷史。不少作品陳述大量資料檔案，如圖一，以36張小型黑白照敍述希臘軍政府 (1967-1974)倒台前，雅典理工學院暴動事件(Athens Polytechnic uprising 1973年11月17日)，採用了新聞照片的陳述模式。
圖一： Eirene Efstathiou《Anniversary》 (2010)
圖二作品《What is Democracy》藝術家記錄受訪者對此「什麼是民主？」這問題的回應，小房間內數台電腦，播放長近兩小時的訪問紀錄片，涵蓋台北、華沙、紐約等全球15個城市，不少民意認為民主社會已被有錢人統治 ; 另一件作品， 圖三的圓桌裝置，儼如小型歷史資料庫，介紹美蘇冷戰、美國總統杜魯門主義（The Truman Doctrine) 、希臘軍政府、共產游擊隊等史蹟，更以
「Performer」表演者作包裝，淡化沈重的說教意味；此類資料庫形式的作品，若然走馬看花，沒有時間咀嚼，恐怕更覺沒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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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Oliver Ressler《What is Democracy》 (200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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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Stefanos Tsivopoulos《 Precarious Archive》 (2015)
Neue Galerie: 反省納粹德國
在另一展館 Neue Galerie (New Gallery)，則以回憶納粹德國歷史為主調，且回顧了數位藝術界重要人物。Maria Eichhorn新作《Rose Valland Institute》計劃，道出納粹德國時期猶太人財富身家均被逼送到拍賣行，以繳付特別稅項，歷史學家Rose Valland (1898-1980) 曾追蹤期間遺失的藝術品及書籍，現場所見，Maria作品集裝置與文獻檔案於一身，讓觀眾慢慢浸淫於回顧中；另一傳奇人物是著名畫商 Hildebrand Gurlitt (1895-1956)，納粹德國期間，畫商以超低價購入名畫，讓千多件Modern Art 經典作品（如畢加索、馬蒂斯等）逃過被納粹黨褫奪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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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 Eichhorn (b.1962) 《 Unlawfully acquired books from Jewish ownership》 (2017)，以大型書架展示搜集得來的文學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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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時期 Erna Rosenstein (1913-2004) 舉家逃難卻祗有她一人倖存，1979年所畫的父母肖像反映暴政留下深刻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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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藝術家Andrzej Wroblewski (1927-1957) 描述被納粹德國佔領時，生命經常危在旦夕。作品《 Surrealist Execution ｛Execution VIII｝》 (1949) 令人看得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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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 Modern Art 的重要人物，還要數 Documenta 創辦人Arnold Bode (1900-1977)。他於1955年創辦第一屆文獻展，目的是重新將現代主義介紹予德國人，源於是納粹德國時代，希特拉將抽象派、立體主義等現代主義手法視為惡魔，在1937年名為『Degenerate Art』的腐化藝術展，集合了Picasso、Max Ernst、Matisse等大師之作，荒誕之處是指它們令人思想腐化。今屆特別提到文獻展創辦人的小故事及作品，因藝術總監Adam 認為兩個時代皆有變革的逼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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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德國藝術家 Gerhard Richter (b.1932) 畫筆下的Arnold Bode (1964) |
今屆
卡塞爾文獻展策展人之一的Paul B. Previado在開幕時已作預告：should not be in search of something new —若然今屆文獻展被批乏味，原因是舊作手法曾相識？還是大家期望過高？唯覺今屆文獻展利用希臘作議題，上了媒體的政治版，讓更多人談論，相信一半目標已達。至於35個展場、逾160位藝術家參與的卡塞爾展，問可有喜愛作品？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不過小妹更想探索作品之間的呼應，下回再談。
參考：
documenta 14, Kassel — 10/6 - 17/9/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