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8 August 2017

擺希臘上枱:documenta 14 (上)

今年第十四屆、五年一度的文獻展 (documenta 14) 名為「Learning From Athens 」(從雅典中學習),話題之一,是史無前例地選址於「雙城」— 除主辦國德國卡塞爾(Kassel),還加上希臘雅典 。

藝術總監Adam Szymczyk 於2013年遞交「雙城」構思,將歐債危機中的「債主」(德國)和一個「債仔」(希臘)平起平坐,讓人重新衡量及欣賞希臘的哲學藝術文化。2015年尾大批難民從中東湧入希臘,危機更趨激化;隨著美國新總統上任、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右翼民粹主義席捲全球,整個歐美世界像失去掌舵力量,藝術能扮演怎樣的角色,去調解西歐或全球的問題?(還沒提到棘手的恐襲!)

 不過,我認為「擺希臘上枱」,都祗是「煙幕」或「綽頭」罷了,表達反殖民、反納粹,質疑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為跨性別人仕發聲,維護土著文化、倡議循環經濟等等,才是終極議題。


Hiwa K 《When we were exhaling》 (2017) 反映伊拉克難民暫居於水管棲身。



希臘展於四月舉行,基於時間關係,在雙城中不可兼得,祗在七月中到了卡塞爾數天,為自己寫下走馬看花的筆記,與大家分享一下。


主場館介紹希臘文化

目標遠大堂皇,說來容易,但如何實踐「從雅典中學習」? 策展團隊套用了「即食」方案,將雅典『國家當代藝術博物館』 (EMST) 的藏品移師文獻展的主場館 — Fridericianum 展出,換言之,三個樓層展示的作品,絕大部分是以希臘藝術家為主的舊藏品。甫進場首件迎接觀眾是Nikos Alexiou 富拜占庭色彩的數碼幻燈,確立宗教擔當思想啓蒙的角色,廣泛滲透當代歷史、宗教、哲學、神話、夢想等,影響深遠。

Nikos Alexiou《The End》 (2007) 靈感取自拜占庭修道院的馬賽克,數碼幻燈緩緩浮動,有營造氣氛的效果。

Vlassis Caniaris《 Hopscotch》 (1974) 反映希臘社會移工苦況。

Emily Jacir《Memorial to 418 Palestinian Villages Which Were Destroyed, Depopulated, and Occupied by Isreal in 1948》 (2001) 帳蓬上的刺鏽是被鑯滅的巴勒斯坦村落。



主場館裡有不少與邊界、偷渡、難民等相關題材之作,如曾被希臘軍政府強迫流亡的Vlassis Caniaris (1928-2011)於七十年代重回柏林後,構思了一系列移民工人的「無頭」雕塑裝置,簡陋的皮箱,象徵飄泊而來居無定所;與之相距不遠,是著名巴勒斯坦女藝術家Emily Jacir (2007年第52屆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 的經典帳篷紀念碑,象徵對「以巴衝突」血淚史的無聲控訴,旁邊還有韓國藝術家金守子(Kim Sooja) 的布包行囊 (Bottari),至為搶眼 —策展人特意串連相關議題,讓觀眾思索當前無法平息的戰亂及難民苦況。相信未能提供解決方案,至少也有反省作用。

資料庫形式談政治

欣賞文獻展,閒情及求知慾,好像缺一不可,腦袋更需不停轉動,檢索記憶模糊的歐洲歷史。不少作品陳述大量資料檔案,如圖一,以36張小型黑白照敍述希臘軍政府 (1967-1974)倒台前,雅典理工學院暴動事件(Athens Polytechnic uprising 1973年11月17日),採用了新聞照片的陳述模式。 

圖一: Eirene Efstathiou《Anniversary》 (2010)


圖二作品《What is Democracy》藝術家記錄受訪者對此「什麼是民主?」這問題的回應,小房間內數台電腦,播放長近兩小時的訪問紀錄片,涵蓋台北、華沙、紐約等全球15個城市,不少民意認為民主社會已被有錢人統治 ; 另一件作品, 圖三的圓桌裝置,儼如小型歷史資料庫,介紹美蘇冷戰、美國總統杜魯門主義(The Truman Doctrine) 、希臘軍政府、共產游擊隊等史蹟,更以「Performer」表演者作包裝,淡化沈重的說教意味;此類資料庫形式的作品,若然走馬看花,沒有時間咀嚼,恐怕更覺沒趣。


圖二: Oliver Ressler《What is Democracy》 (2007-2009)


圖三: Stefanos Tsivopoulos《 Precarious Archive》 (2015)



Neue Galerie: 反省納粹德國

在另一展館 Neue Galerie (New Gallery),則以回憶納粹德國歷史為主調,且回顧了數位藝術界重要人物。Maria Eichhorn新作《Rose Valland Institute》計劃,道出納粹德國時期猶太人財富身家均被逼送到拍賣行,以繳付特別稅項,歷史學家Rose Valland (1898-1980) 曾追蹤期間遺失的藝術品及書籍,現場所見,Maria作品集裝置與文獻檔案於一身,讓觀眾慢慢浸淫於回顧中;另一傳奇人物是著名畫商 Hildebrand Gurlitt (1895-1956),納粹德國期間,畫商以超低價購入名畫,讓千多件Modern Art 經典作品(如畢加索、馬蒂斯等)逃過被納粹黨褫奪的命運


Maria Eichhorn (b.1962) 《 Unlawfully acquired books from Jewish ownership》 (2017),以大型書架展示搜集得來的文學作品。

納粹時期 Erna Rosenstein (1913-2004) 舉家逃難卻祗有她一人倖存,1979年所畫的父母肖像反映暴政留下深刻烙印。

波蘭藝術家Andrzej Wroblewski (1927-1957) 描述被納粹德國佔領時,生命經常危在旦夕。作品《 Surrealist Execution {Execution VIII}》 (1949) 令人看得入神。

提倡 Modern Art 的重要人物,還要數 Documenta 創辦人Arnold Bode (1900-1977)。他於1955年創辦第一屆文獻展,目的是重新將現代主義介紹予德國人,源於是納粹德國時代,希特拉將抽象派、立體主義等現代主義手法視為惡魔,在1937年名為『Degenerate Art』的腐化藝術展,集合了Picasso、Max Ernst、Matisse等大師之作,荒誕之處是指它們令人思想腐化。今屆特別提到文獻展創辦人的小故事及作品,因藝術總監Adam 認為兩個時代皆有變革的逼切性。

著名德國藝術家 Gerhard Richter (b.1932) 畫筆下的Arnold Bode (1964)


今屆卡塞爾文獻展策展人之一的Paul B. Previado在開幕時已作預告:should not be in search of something new —若然今屆文獻展被批乏味,原因是舊作手法曾相識?還是大家期望過高?唯覺今屆文獻展利用希臘作議題,上了媒體的政治版,讓更多人談論,相信一半目標已達。至於35個展場、逾160位藝術家參與的卡塞爾展,問可有喜愛作品?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不過小妹更想探索作品之間的呼應,下回再談。





參考:

documenta 14, Kassel — 10/6 - 17/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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